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挤在300路公交车上

发表日期:2019-03-15 17:10 来源:80后励志网 编辑:80后 点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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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导读: 1993年,我初三。面对惨不忍睹的理化成绩,我主动向父母提出找个家教。 那时,家教还没流程化,正规、专业的公司几乎没有。我曾在科教书店门口见过一位手长腿长的男生坐在台阶

  1993年,我初三。面对惨不忍睹的理化成绩,我主动向父母提出找个家教。

 

  那时,家教还没流程化,正规、专业的公司几乎没有。我曾在科教书店门口见过一位手长腿长的男生坐在台阶上看书,他的面前竖着一张纸牌,写着两个大字“家教”。

 

  这种菜场买菜式的交易方式,我的父母是接受不了的。一日晚饭后,全家开会,爸爸、妈妈把能想到的人都想了一遍,最终圈定爸爸隔壁办公室的大学生小夏。

 

  隔几日是周末,小夏来我家。她个子不高,眼睛很大,双眼皮极深,我喊她夏姐姐。此后,每周一三五的晚七点,我和夏姐姐准时见面。

 

  两个小时的学习,通常四十分钟就把问题解决了,剩下的时间她陪我做作业。日子久了,我的秘密被她发现——小说都藏在沙发与地板的空档里,有时,我做题,她便熟门熟路抽出来看。

 

  每个月底,夏姐姐的家教费60元装在一只信封里,由我交给她。信封右下角标注着的“国营××厂”,现在已经不存在。后来,妈妈总说小夏有远见——我初中毕业,她考上研究生,离开这个数千人的大厂。曾有人对妈妈说,小夏有点“神经病”,“她走路时,嘴里总叽叽咕咕!”“呵,我是在背单词。”最后一次,她接受我的采访道。

 

  夏姐姐没走远,就在中国科技大学,两年后的一天,我隔着公交车的车窗看见她,她正顶着一个斗笠状的遮阳帽边走边叽咕,“还在背单词吗?”我真想下车去问问。

 

  这时,我已经有了新的家教,叫薛澎。是爸爸致电安徽大学学生会问有无家教服务,恰好他接电话,“叔叔,我能不能试试?”

 

  薛澎是他所在乡的第一个大学生,言谈间颇有些寒窗苦读、出人头地的艰辛和成就感,他的面颊有两块红,跟我说起一个室友每顿都要剩饭时,表现得很愤慨。

 

  一段时间后,楼下的李阿姨托妈妈问薛澎是否愿意再兼一份家教。于是,他放学后骑着自行车,一三五来我家,二四六到李家。一次,我想调节课周日上,薛澎显得很为难:“我还有一份家教在城东,实在赶不过来了。”

挤在300路公交车上

  那天,他走后,爸爸、妈妈算了笔账,一个月的家教收入近400元,“看来自打考出来,就没让家里负担过”。

 

  上大学后,在菜市场“卖”自己,就发生在我的身边。一些同学出去找家教,回来说,就举着牌子站在萝卜白菜旁边,对面宿舍蔡同学生怕我不信,加上一句,“真的!那儿,人最多!”蔡同学大三时有了男朋友,据说,每次家教完,那男孩总来接她,她被打动了。

 

  “他怎么知道你在哪里带家教?”我疑惑。

 

  “这份家教,就是他让给我的!”蔡同学做娇-羞-状。

 

  大学毕业后,读师范的我们回到各自的城市做教师,同学聚会总有人抱怨,看人家主课老师多会创收,假期客厅里摆几套桌椅,就是一个家教班!

 

  他们没想到,短暂的教师经历,在我来北京读研后,派上了用场。

 

  我在学校附近的家教公司登记,很快成了“五星级家教”。服从公司安排,我谎称自己曾是中学语文老师、外语老师,绝口不提专业是历史。

 

  草桥、三元桥、劲松、方庄……300路、14路、1号线、2号线……辗转在家教途中,我完成了对北京最初的认识。

 

  《唐山大地震》中,方登对着家教学生上英语课,女儿就在这户人家的客厅玩耍,这一幕,让我很快从剧中拔出——还能带着孩子做家教?

 

  我想起我的最后一份家教,他家的格局与电影中的人家很像。这份家教结束于七年前的春天,学生是一位越南少年,我教他中文。第一次见面,他只会说三个中国字,“小美眉”,最后一次见面,他唱了一首邓丽君的歌。

 

  屏幕上,方登抱着女儿坐在夜归的公交车上,窗外的灯火连成一条流动的线。

 

  很多年前,夏姐姐叽叽咕咕的样子,薛澎在我家楼下弯腰锁车时的样子,蔡同学家教完脸总是红扑扑的样子,还有挤在北京300路公交车上,那些与求学、与生存有关的往事,就这么夜深忽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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